建筑施工勞務和勞務派遣的區(qū)別是什么哪個可以差額征收？

建筑勞務外包和勞務派遣在實際施工中，關于建筑勞務總包基本采取外包或勞務派遣。因此，也就存在建筑勞務公司和勞務派遣公司。營改增后，總包應如何選擇建筑勞務？建筑勞務外包和勞務派遣，哪個方式更合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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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勞務公司

1. 營改增后，清包工合同稅率降低

對建筑勞務公司而言，營改增以后，按照稅法規(guī)定，建筑勞務公司按照11%征稅。營改增之前，建筑勞務公司是按照3%征稅的，相當于多了8%，所以建筑勞務公司的稅負相對來說是加重的。

稅法規(guī)定，清包工合同可以選擇簡易計稅，所以建筑勞務公司，跟總包公司簽合同，基本上都是簽清包工合同。

這樣一來，建筑勞務公司可以選擇簡易計稅，實際上是按照3%/(1+3%)=2.91%來征稅的。即營改增以后，建筑勞務公司的稅率比營改增之前下降了0.09%。

2. 總包簽清包工合同更省稅

（1）選擇與建筑勞務公司簽訂清包工合同，人工費可抵扣3%

對于總包而言，選擇與建筑勞務公司合作，并簽訂清包工合同，總承包公司的人工費可以抵扣3%。如果不跟建筑勞務公司合作，那么人工費必須要做成工資表的形式，這樣一來就無法抵扣，人工費純粹是按11%開給業(yè)主的。

（2）無需承擔工人社保費用

總包選擇與建筑勞務公司合作，不需要再承擔工人的社保費用。

營改增之前，工程項目的建安發(fā)票是在工程所在地代開的，地稅局往往在開建安發(fā)票的時候，已經一次性綜合扣除了工人工資里面的個人所得稅了。營改增以后，增值稅要回到公司注冊所在地來申報了，在公司注冊所在地開發(fā)票給對方，就不需要扣除工人工資的個稅了。

依照勞動合同法來講，建筑企業(yè)與工地民工構成雇用與被雇傭的關系。如果建筑企業(yè)以工資表形式發(fā)放工人工資（不采用建筑勞務），按照規(guī)定，還需要給所有的工人繳納社保。這樣一來，施工企業(yè)將不堪重負。

因此，營改增以后，民工工資不能再走工資表形式，必須要走“跟建筑勞務公司簽清包工合同”。這樣是互惠互利，達到雙贏。故大型的建筑企業(yè)集團，可以考慮成立一家建筑勞務公司。

首先，跟建筑勞務公司簽訂清包工合同，總包不需要買保險了，這叫勞務外包。直接建筑勞務公司開發(fā)票，總包公司直接進入工程施工，二級科目人工費就ok了，發(fā)票可以抵扣3%。

對于建筑勞務公司，按照2.91%計稅，同時還要為民工購買保險、繳社保，建筑勞務公司是更加負擔不起的。

3. 建筑勞務公司與繳納社保問題

就實際情況而言，民工按工作天數(shù)來算工資，可以在與工人簽合同時注明：

（1）日工資里面包含“國家基本社會保險費”；

（2）工人自愿放棄在工程施工所在地繳納基本社會保險，回到戶口所在地社保署交社保，公司按照國家規(guī)定承擔民工的社會保險費。

（3）工人的工資與社會保險費，每月按時發(fā)放到工資卡中。

二、勞務派遣公司

1. 勞務派遣公司實行差額征稅

根據財稅2016年36號文件附件2規(guī)定，營改增以后，勞務派遣公司按照6%征收增值稅（建筑企業(yè)的人工費可以抵扣6%）；

。。。。。。以下純屬娛樂。。。。。。

 波： 您是什么時候第一次見到上海的建筑？當時的印象如何？您那時一定對建筑想得不多？

    貝： 我是在去香港之后到上海的，所以并沒有太感到驚奇。當時我十歲。那時的上海要比香港先進得多，不愧是亞洲的大都市，還有人把上海譽為“東方的巴黎”，很有意思。1920年代的上海有許多租界，充滿了生機，是遠東的大都市。

    波： 人們當時愛把上海稱作“東方巴黎”也是因為文學、藝術、音樂和歌舞等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這些您是否記得？

    貝： 當時的上海是很國際化的，因而也更開明和包容。我就在那里讀中學，上海的許多新思想使我受益不少，我接觸了新的建筑、藝術和生活方式。但上海是個既精彩又腐敗的世界，我從上海學到的有好有壞。好的是我從上海約略地看到了我在蘇州未曾見過的未來或是未來的開始。上海新蓋的樓房對我顯然影響不小，那時，上海已是越蓋越高了，這是很特別的。蘇州的房子大多是一、二層或是三層，那已算是高的了；而上海當時卻在蓋十、二十和三十層高的大樓。我就由此喜歡上了建筑。

    波： 我猜想，您特別是見到外灘的建筑群和美麗的河濱大道時喜歡上了建筑。

    貝： 是的，那種強烈的印象是難以忘懷的。但對我來說，外灘多少代表了過去，未來并不在外灘，外灘代表了殖民地的過去。上海當時新的高樓大都建在中城，而非下城，中城是新建設的中心。譬如說，花園酒店是我當時最喜歡的建筑，它曾是遠東的第一高樓，非常莊重、豪華，西方的那種豪華。這座酒店樓高24層，擁有當時最高級的客房200多間。

    波： 您當時是否知道誰是建筑師？您對那樣的細節(jié)是否感興趣？

    貝： 當然，我自己找到了答案。那是一個叫烏達克（Ladislav Hudek）的捷克籍建筑師設計的。當時上海流行殖民地古典建筑，烏達克是這方面的大師。從那兒我已經看到西方新建筑風格的萌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它的高度，我被它的高度深深地吸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想做建筑師。上海還有其他很多吸引我的地方，周末我常去國際飯店附近的大光明電影院看電影，或去撞球房打撞球。現(xiàn)在聽來可能有些奇怪，但這可是當時中國年輕人流行的娛樂活動，我還成了不錯的撞球手。在我看電影和打撞球時，國際飯店也越建越高，這使我依稀看到了未來，這一點應當歸功于上海。

    波： 路易�？担↙ouis Kahn）曾經說過：“小孩子在城市街道上游蕩時所接觸到的一切，有可能會對他未來的作為產生啟發(fā)”。我們就來談一下撞球吧： 您喜愛撞球，是不是因為其中的幾何？

    貝： 我想是的。撞球是一種幾何游戲，我愛玩，也玩得不錯。它其實是一種向量，一種幾何的向量，玩撞球可以了解幾何，這一點是我后來才體會到的。同時，撞球也是一種策略游戲。撞球中確實存在一些作為建筑師所需具備的要素。

    波： 盡管這主要是與傳統(tǒng)相關，但我很想知道，對于您的祖父母和父母來說，什么觀念是最重要的？請談一下他們是如何將這些觀念傳達給您，您的成長環(huán)境又是如何？

    貝： 我是上海典型的中國家庭中長大的。我的家庭并不很新潮，是很傳統(tǒng)的家庭，所以，中國傳統(tǒng)觀念對的我早年影響很深。事實上，祖父為了讓我學到更多中國傳統(tǒng)觀念，還特地接我到蘇州去住，這使我與祖先們更接近。也就是說，我的成長基本上是受到儒家觀念的影響。當然，我的童年也有另一面；父親在香港的銀行供職時，我曾經在香港生活，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些西方的東西。但總的來說，我的成長是完全中國化的。

    波： 您學習了什么儒家思想？其中那些是很重要的？對于西方人來說，“儒家觀念”或許還是很籠統(tǒng)的。

    貝： 我想這對我們來說也是很籠統(tǒng)的概念。當然，關系、地位的親疏等級結構很重要，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丈夫和妻子、兄弟和朋友，人生觀念和道德觀念都是以等級為基礎的，我就是在這些觀念下成長的。在我孩提時代，皇帝不復存在，革命已經發(fā)生，但孔子的道德倫理在我早期的教育中還是占了主導的地位。

    波： 這種傳統(tǒng)，廣義上的傳統(tǒng)，可能對某些自由是有益的。因為已屬傳統(tǒng)，生活中有些事情就不必去考慮了，它們成了理所當然的事，因而讓人有更多時間去想其他事情，這是我對傳統(tǒng)的理解。